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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金岁月  
第二部分 军委通信学校、电信工程专科学校时期
2015-05-11 16:20   审核人:

在延安军委三局工作的岁月里

 

   王  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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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夏天,国民党17路军杨虎城将军的总指挥部,在西安创办无线电训练班,招收青年学生。我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去报考,考试成绩合格。翌年夏,学习结业,分配到总部电台,从事党的地下工作,直到1936年参加西安事变。

1937年初,党组织将我的情况介绍给罗迈,并送我到延安。中组部分配我到军委三局。局长王诤和我谈话后,分配我到通信学校当教员。当时学校住在三原云阳镇,学校前身是陕北无线电训练班,这个训练班是吴泽光参加革命后创办的。我到校的时候,学校已办到第8期。校长吴泽光,指导员杨毓卿,教务主任沈毅力。教员有杨迪哲、阮宗昭(1937年秋送往大后方)。我担任报务和拉丁文课。后来到校任课的还有张维东、汤翰章等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红军改编为八路军。部队由渭北一带开往抗日前线后,学校从云阳镇返回延安,住在盐店子。当时,学生只有两个班,加上管理人员约70人左右。学生来源从红军中挑选,要求年轻、政治可靠,主要对象是在部队当机要秘书或首长警卫员的青年。他们文化程度虽低,但勤奋好学,不怕困难,生活上能吃苦耐劳,学习成绩好。经过半年培养,分到电台工作一般都表现很好。那时,上课没课堂,冬天利用民房,夏天就在野外。学生每有一块小木板当桌子用,教员随身带着蜂鸣器,边行军边教学,使教育计划基本不受影响。上机务课就讲怎样接电池,正负极不能接反,还有串联、并联的接法等等,不讲理论,更不讲数学。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,把房里房外打扫得干干净净,群众说: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呀!

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的扩大,大后方的知识青年不断地投奔延安。吴泽光的侄子吴元亮从广东来到延安,经过自学当了机务教员。张可曾也来到通校任教。在地下党搞电台工作的申铭鸿,也介绍他的弟弟申仲义到通校。沈毅力写信动员他的亲属黄友发、顾兴德参加革命,他们从江苏千里迢迢到延安通校学习。同年冬,洪杰、雷振岐、严东生到通校,他们是杨虎城部队电台报务员,从晋东南来到延安,由总政治部介绍到通校当了教员。

当时,延安生活条件十分困难。因此,1938年3月12日,学校又从盐店子搬到富县东村。

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,前方、后方都需要报务员。学校规模也相应地扩大,第10期学员比9期多,到11、12、13期规模就更大了。学员来源与过去不同,从陕北公学、抗大学员中选拔的青年知识分子占多数,也有少数是从白区直接来的,还有一些是从部队选拔的。校长吴泽光、政治委员魏洪亮、总支书记龙西欧。

11期学生中青年知识分子占主要成分,如王进、林烽是高中学生,那时高中学生在延安是不多的。这一期学员在通信部的有张凯等,12期有崔伦、绳吉伦、高飞等。12期教学时间较长,既学报务又学机务。总起来看,这一期学生文化水平较高、基础好,思想进步快,教学质量是最好的。

学校在东村高原上,住在一个窑洞里和部分民房里。最困难的问题是没有水源,靠天吃饭生活很不方便。后来学校就搬到高原下面的督河村,这里吃水不困难,供应条件比较好,军民关系也好。当时把学员编成3个队,队长杨迪哲、王林(孙友余)和张可曾。教员有孙俊人、周建南、刘法墉等。孙、周、王都是从上海交大来延安的,先在新华社工作,后来调到三局,发挥了他们的专长。学校的规模扩大了,教员的专业知识水平高了,学生的文化知识基础也比过去好,这是通校比较突出的变化。学员精神振奋,生动活泼,学习努力,情绪十分高涨。教学质量有明显提高。可以说,在督河村那一段时间,是通校历史上的发展壮大时期。在这期间,教务主任沈毅力调新闻台工作,王曙接任教务主任。

1939年春,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,督河村虽好,但位于陕甘宁的边远地区,不大安全,因此,三局决定将学校搬到保安。途经延安的时候,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礼堂亲切接见全体师生,我第一次亲耳聆听毛主席讲话,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。在保安,工作、学习和生活条件差多了。同时,学生和教员都要一边学、一边教、一边上山开荒生产,教学计划难以如期保质完成,因此同年7月,通校又迁到延安附近的川口。

迁回延安后,王诤曾亲自主持会议研究决定:从长远设想通校要继续办下去,规模暂不扩大。在此期间,通校继续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、报务与机务相结合、新生教育与老干部培训相结合的办学方针。同时根据工作需要,分出一些人员到前方办校,调出一批干部分别到大后方统战区和抗日前线电台工作。

当时,我仍留校工作,王乃大升任指导员,涂光大随李井泉到晋西北。周建南、王林、罗沛霖调往大后方统战区工作。他们到重庆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。周建南于1947年由重庆回延安。王林继续留在白区工作,罗沛霖1948年赴美国留学。同年秋,学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,调整了领导干部。魏洪亮离开通校后,张振球接任政委,还增加了政治教员袁血卒、王飞、林一民等人。1940年春,我调三局工作,改由孟贵民任教务主任。

1942年,延安整风学习开始,吴泽光到党校学习。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通校改名为“电信工程专门学校”,程明升任教育长,孙俊人、陆亘一、程明升、孟贵民、李荫苍等人先后分工任教。专业设有:电信工程队、有线电队、干部队、机务班等。办校目的是普及与提高结合,着重提高基础理论知识与应用技术,以适应工作需要。如光学报务不行,将来到大城市独立工作有困难,为了搞好白区的秘密电台工作,一定要学习机务理论知识。从12期开始,在川口南边窑洞专学报务,北边窑洞专学基础理论。干部训练班的同志,他们从事报务工作多年,急需学习技术理论知识,提高领导水平。在这期间,学校从政治思想到教学工作都有所加强。这时,张振球政委调离通校,邓典桃到校任政治协理员,整风期间调刘洪涛任政委。1944年冬,吴泽光从党校回来后,王诤兼校长,吴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,钟夫翔任总支书记。与此同时,三局机关从盐店子搬到裴庄,学校从川口搬到盐店子。抗战胜利后,吴泽光调晋东南工作,学校停课,准备迎接新的胜利局面。

通校从1936年到1946年,10年间,本着艰苦奋斗、勤俭办校精神,培养了大批年轻有为的报务、机务人员和领导干部,除由三局分配外,还输送给二局、新华社、陕甘宁边区政府。在通校有不少青年干部是一边积极工作一边勤奋学习成才的,如申仲义、张立中、吴元亮和李兆吉等。

王诤能从战略高度考虑培养人才问题,他提倡学习科学技术知识,重视提高通信人员的科学理论水平;他强调从实际出发,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。对老干部,既要求学习理论,又注重实物教学。如把在战场缴获的机器分解开来,讲零件与整机的关系,教育效果很好,学生容易理解,懂得使用、修理,从而提高了学习兴趣。他们说:我们学的东西用上了,自己会装修机器了。

王诤对干部思想教育也很重视。我到局以后,他对我说:“培养报务、机务人员,一定要重视政治思想工作,只有这样,不论在前方、后方工作,才能经得起严峻考验。”当时抗大有校训,就是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,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,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。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。通校虽然没有自己的校训,但它是仿效这种精神来培养人才的。王诤对学校工作很重视,对学生来源和干部调配等都非常关心。吴泽光和我们对王诤都很敬重和钦佩,他决定的事都坚决执行。

选自《电子工业史料》(第五辑)

(王曙为原电子工业部副部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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